果然是这样。水香阿婆接着所说的，都是这样一些慈悲为怀，普渡众生的小故事：
六十年代初过“苦日子”，“一大二公”的食堂散了伙，乡下逃荒讨米的拥进了桔市镇。乔姐拿出她多年的积蓄，到粮站花极高的价钱才买到往年喂猪的碎米，把她的香烟瓜子茶水摊，改成了赈济乞丐和本镇孤寡老人的粥棚，开始镇委领导觉得“粥棚”有失“三面红旗”的光彩，劝乔姐不要这样做。后来眼看逃荒讨米的人越来越多，四处发生偷盗，抢劫，有人饿死在街头，镇领导便干脆把“粥棚”搬进镇委大院，从国家下拨的救济粮中拨出一份粮食交给乔姐，封她为“粥棚总务”，专门赈济饥民。只要有口粥吃，老百姓是很听话的，从那以后，桔市镇三年“苦日子”，秩序井然，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再没饿死一个人。镇委领导屡受表扬，乔姐的“观音菩萨”、“女菩萨”的名声传扬开去……
桔市镇有个“赛河灯”的风俗。这里沱江与隆庆河成“丁”字形交汇，小镇自然被切割成“小武汉”一般三足鼎立的格局。每年七月十五的“鬼节”，本来是各在各的河边放下一些纸扎的随水漂流的“河灯”，照亮鬼路，把鬼带走，图个来年清吉平安。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，人们突然发现“河灯”烛天，十分好玩，于是三镇争相竞放“河灯”。相沿成习，每到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，便要举行“赛河灯”的盛会。三年苦日子，人们填不饱肚子，哪还有“赛河灯”的余兴？搭帮刘少奇的“三自一包”，起死还阳，又连续过了三年温饱日子。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，又是丰收在握，人们想到应当乐一乐了。于是间断了六年的“河灯”大赛在这年“鬼节”轰轰烈烈搞了起来。然而六年后跟六年前的人心大不一样了。一代年轻人在“年年斗、月月斗、天天斗”的乳汁的喂养下成长起来，他们赛河灯已经不是为了“余兴”，而是为了要“斗个你死我活”，斗个赢。那年的河灯从天黑赛到鸡叫头遍仍不分胜负，于是那边的“敢死队”过这边来毁灯，灯毁不了便“毁”人。这边的“斗士”们也不是好惹的，一人在街头上振臂一呼，便有数百年轻人编成了“敢死队”，扬言不把那边的“敢死队”打出尿来决不收兵。两边“敢死队”在街筒子里举起锄头，扁担，呼喊着越走越近，眼看就要一触即发，头破血流了。这时乔姐从屋子里闻声奔了出来，一看阵势不对头，连忙往锄头扁担的“夹缝”中一站。当时谁都不知道，隐姓埋名的乔葳就是当年打鬼子名扬八百里洞庭的飞镖乔姐。河那边的“敢死队”以为她不过是一个凑热闹的疯婆子，不当一回事地舞着锄头扁担继续冲了过来。谁知这“疯婆子”使出一路“猫公拳”，也不当真，也不使劲，只把他们手里的武器缴了，轻轻一扒，便把那些人一个接一个扒倒在青石板街上，仿佛在玩“叠屁股”的游戏。这边的“敢死队”哈哈大笑。乔姐这才通报自己的姓名，对这些“好斗”的年轻人进行了一番“安分守纪”、“扶弱敬老”的教育。
再翻过一个年头，“文革”来了。全中国都兴起了拖刀动棒，开枪开炮的全面武斗。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内战使所有年轻人都在“经风雨，见世面”，唯有桔市镇的年轻后生没有兴风作浪。原因很简单：那个时候乔姐办起了一个武术馆，收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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